“设计”一旦被囿于一种“物”的设计的话，设计师就已经被这个物的概念和现象束缚了创造力。“设计”应被认为是有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工业设计”则是工业时代认识“人为事物”的一种方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一切人为事物的一种反馈，其中包括该肯定的要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这种积极的“反馈”机制正是“设计学”的核心，是工业设计能将“限制”、“矛盾”协调转化为“优势”的原因，也是工业设计有别于仅从“美术”或“技术”角度片面地就事论事的偏执倾向的本质之所在。如此一来，设计就能从“物”、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事”的解决）中，在“限制”下形成“差别”和进步：创造“新物种”、创新“产业链”，乃至实现真正的生存方式上的“创新”。
曾在美国从事设计教育和研究实践的约翰·赫斯科特教授于退休后被香港理工大学特聘为专职教授多年。他融合了东西方的哲学理念，对“设计”这个复杂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从生活中浅显的原理入手，深入浅出地道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智慧的开发——“设计”的作用。他指出：“我们所定居的这个世界的形式或结构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人类设计的结果……设计都不是由技术、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或其他任何客观原因所决定的。设计源于人类的各种决定和选择。”他还指出：“虽然设计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它的巨大潜能却尚待开发……”
当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学、遗传学、核物理、天体物理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在人们还来不及适应的时候，就又开始向更深的领域跨越。人类的生产和科学实践的发展，自然也使得设计的范围、内容、广度和深度骤增。信息交流和存储的渠道、速度、效率的发展，信息量的急剧膨胀，都使原有的生产管理体制、文化艺术、道德、思维几乎已容纳不下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了。科学与艺术的合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合流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工业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开始转向小心谨慎与信心不足了，人类自身冲击自然的能力转而使人类感到越往前走可能遇到的“无知陷阱”就会越多，就如同一个越来越大的圆与外界相连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样。人类必须学会在行动之前更全面地探测危机，这就意味着人类行为的决策，也就是“设计”的功能已被提高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高度上来了。当今社会对设计的需求已不限于对单个产品的造型、色彩、装饰的改进，它已突破传统的“物”的范围，开始对整个社会即所有人为事物的复杂系统负责。设计的道德要求使设计教育的责任和任务也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生态平衡、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伦理道德紧密相关。
当人类的追求比较简单时，决策的任务只是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当人类的追求比较复杂，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本身需要经常进行复杂的交叉研究后才有可能弄清时，科学的责任就不仅是告诉人类“怎样去做”，也不仅是告诉人类“为什么能那样做”。科学更为重要的责任是引导我们去思考，丢弃约定俗成的提法或时髦的新概念，弄清事物的本质，决定“应该去做什么”，然后还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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