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一千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

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3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

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作"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4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知去向。

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

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无一例外地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200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

当时我心想200元我能花几天么！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义无反顾地走了，离开我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300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绝对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

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唯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嘛，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嘛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

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要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它音讯。这工程师越想越觉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3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建明先生：你好！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意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鹜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苍旺凌厉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此直至今日方给你提笔。

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

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中国教育报》×年×月×日三版和《中国青年报》×年×月×日二版。有劳。

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势力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内裤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

我现在唯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乞丐。

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给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

此致×××1998年元月8日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是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流浪如逝》，读后叫人五肠回荡。后来我查阅《中国青年报》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

谁还能记得10来岁时的事？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10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的犁田耕作、一样的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境况下念书似乎已不成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他什么条件他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3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3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上大学的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

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使，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3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同学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这样甘心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3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庆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也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贫困生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这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

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落。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式的？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

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非常的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

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

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我的衣服给扒光了，我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3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作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

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三人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3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

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干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她说我是唯一知道她"阴暗面"的第一人……

这是又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只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呀呀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作"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晴朗的周末，北京西郊。某实验学校门前，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马路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高级轿车，公共汽车被无奈地挤在了一边，下班的行人只能在一辆接一辆的车海间穿梭。一位老人站在马路牙子边望着黑压压的一片车子，嘴里在"啧啧"不停地称道：到底是贵族学校哟！

这是一所有几位中央领导题过词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俗称"中国第一贵族学校"。

如今已开办数年，校内设学前班、六年制小学和中学部。这里的一位教师告诉我，这是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凡进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先交一笔"赞助费"，小学部以6万元起价，初中最低为4万元。

"什么叫'起价'和'最低价'？"我有些不明白上学还要交"赞助费"，而且还有这么多生意经！

"所谓起价和最低价，是指学校规定每位到这里上学的中小学生必须先交的基本赞助费。

由于在报考时，一些学生离录取分数线有一定距离，或者是外地学生想上此校，就得靠'分不够、钱积攒'办法争取到入学权利。"

"那最多的要一次交上多少钱？"

"5万6万的都有吧！"这位老师说，"好像去年有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成绩不咋样的宝贝儿子交了8万还是10万元哩！"

啧啧。"那还要交多少学费？"我问。

"中学部学费加其他学杂费差不多1万吧。"

"一年？"

"一个学期啊！"老师纠正道。

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位穿着讲究的妇女领着她的娇小姐，我便问她道："你的小孩上初几？"

"初二。"

"那你们当时入学时交的赞助费是多少？"

"4万吧。"

"这么说你家'千金'上3年初中总共就得花上近10万元！每月平均3000多元？！"

那学生家长一听这，便张大了眼睛，说："哪够呀！你说的仅仅是在学校里花的。每周孩子有两整天、1个月就有8天在家过的，如果加上寒暑假，等于全年还有近4个月时间，家里还得另给她花钱。少说还得几千块吧！"那学生家长说完便急急忙忙地将女儿拉进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一溜烟地消失在车水马龙的长街上……

被弥漫尘埃围袭的我，不由深深地长叹一声：同在一个城市，富人家的一个小学生每月的花费高出一个贫困家庭大学生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另一种现象也极为普遍：同是大学生也有贫富差异。在南京的几所高校里就曾经有大学生开着汽车来上学的。至于学生的个人小存单上有几千元的也并非一二人，东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她的班上就有个男生其存折上竟超过4万元。平时就餐"开小灶"，生日、谈恋爱挥洒上千元的不是少数。比穿着，比宿舍里安电脑、买电视，甚至腰挎BP机、手机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我们的过着最低生活保障线低下的贫困大学生，对那些"贵族学校"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并不那么在意，他们对同宿舍的富有者也并不一定那么在意。

令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必须天天面对贫困这两个字。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可天天相处在一起的同学面前，穷又变得像个十分讨厌的恶魔，它使那些精神和心灵脆弱的贫困学生们无法摆脱困扰。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也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块"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

"现在大学生中过生日的风气很流行。几乎每月都有一两桩这样的事。"王小姐说。"我在读大三时，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因为我们学校是市里名牌大学，我又被推举为市学生会主席。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社会活动，平时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着仪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细的同学眼里，我算得上是个比较体面的大学生吧。

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学几年里，我自己没有买过一次化妆品，每次上台主持会议或参加社会活动时，有时脸上也抹一下妆，可用的都是一个要好的同学扔下不用了的东西。不怕你寒碜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团代会上台作报告前，知道电视台要摄像，当时刚洗完澡不久，头发乱蓬蓬的，可口袋里又没钱去美容一下，临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厕所。

你问这是为什么？说出来笑掉你牙。因为我的头发上正用水浸着呢。时间一长就会干，一干就不好看了。为了怕影响形象，我只能算好时间，等快要轮到我作报告时就提前两分钟从厕所里出来。因为时间短了不行，可能会误了作报告，而太长了也不行，水一干头发就变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两分钟左右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时间里，头发上有水定着形，等我往话筒前一坐，开始一作报告，那些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们噼哩啪啦一通闪灯，等他们照完，我头上的发形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

"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不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

其实天明白我干什么去了。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

王小姐再也说不下去，而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里有一股苦涩的流体咽进了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