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你发在《收获》上的那篇小说，”常珊说，“知道你还在写作，所以就来找你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呼机号的？”高文饮了一点啤酒，放下高脚啤酒杯。

“我打电话到杂志社找你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是他告诉我你的呼机号的。”

这是一家环境幽静的小饭店，就餐的人不多，高文和常珊挨着窗户坐着，窗户上爬着泱泱雨水。而是早上开始下的，北京的秋雨居然也像南方那样缠绵，那样渐浙沥沥。

“我看到呼机屏幕上显示‘常女士’，一下子愣住了。”

常珊说：“没想倒是我？”

“恰恰相反，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正因为想到你，我才懵住了。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面了吧？”

“十年了”，常珊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八五年，记得吗？自治区举行三十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在大十字那儿无意碰上了。八五年的10月1号乌鲁木齐人山人海，我们没谈上几句就被人群冲散了。

“对了，我找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找到你。”

“我赶火车，没在那儿耽搁。”常珊说，“自那次回上海之后，我再也没有回新疆了。”

常珊是在当支边知青的时候跟高文相识的，那时候他也是插队知青，和常珊不同的是他是本疆知青，他们在一个连队劳动。对他们双方来说，那都是动人的初恋。

“你的心也蛮狠的，这么多年，你居然没跟我联系一次。”高文嚼着花生米说。

“你也没跟我联系呀！”常珊回敬道。

“是你抛弃了我，当然应该你主动跟我联系”，高文说，“不是吗？”

“也不能说是我抛弃了你。我俩的分手就跟我俩的恋爱一样水到渠成，非常自然。”

“我的小说，勾起了你对新疆的怀念？”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怀念了。”

常珊喝的是饮料。常珊喝了一口可乐之后把杯子换了，倒上啤酒，猛喝了一口，“心如止水。什么也引不起我的激动，除了钱。我这次找你，也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别的。这是心里话。”

“你想让我为你写畅销书？你不是说你在做图书生意吗？”

“是的。我想包下你。你的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卖给我。当然，我付你的薪俸你一定会满意的。”

“对在戈壁深处结下生死之恋的男女十年之后重逢的时候，所谈的竟是这个，真是我始料不及的。”

“你想谈什么？”

“其实，”高文说，“我也心如止水。我只是渴望爱情的激发。我需要感情，需要回忆，需要草原戈壁……我不能像现在这样，再这样下去我非自杀不可。我的心整天处于无处安放的恐慌状态，写《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以前创作时的那种温馨融化的状态一点也没有了，每写一句话都像挤牙膏……我这人不能过这种生活，我不能乱了方寸。没有信念，没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我活着比死还难受。”

“让我们回忆吧……”常珊端起酒杯，高文注意到常珊坤包里的手机，在当时这绝对是财富的一个标志。跟高文碰了杯之后，她再次深喝了一口，“芳草湖……美丽的芳草湖农场一到冬天就被无边无际的白雪覆盖着，芳草湖上结着厚厚的冰层，记得我们那一年冬天在芳草湖上行走的情形吗？”

“记得，”高文说，“我们有那么多宝贵的往事，你怎么就单单想起在冰上行走？”

“那你想一个有意思的吧。”

“我们俩在农场小学当老师的日子不是很有意思吗？”高文提醒道。

“对，”常珊说，“还记得那个马老师吧？大胖子。”

“上吊自杀的？”

“他是哪儿人？我至今不知道他是哪儿人。”

“甘肃人吧，”高文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他女儿报告到学校之后自杀的吧？”

“不是他女儿报告的，其实是他妻子报告的。”

“都说是他女儿报告的。”

“只有我知道事实真相，是他妻子报告的。”常珊说，“他女儿叫梅花，你还记得吗？”

“记得”

“她跟我关系特别好，虽说当时我是她老师，但我俩就像姐妹一样。”

“一到夏天，她就往你屋子送西瓜，对吧？”

“你可没少吃她送的西瓜。”

“是梅花告诉你是她妈揭露她爸的？”

“你知道梅花现在在哪儿吗？”

“在哪儿？”

“在上海，”常珊说，“我这次来北京前还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准备和她一道来的。她有事未能来。”

“她在上海干什么？”

“你简直想象不到她干什么。”

“不会是卖淫吧？听说也有维族姑娘干这一行的。”

“瞎扯，”常珊嗔道，“梅花怎么会干那个？亏你真有想象力。告诉你吧，她是上海十大名模之一，一个月的收入够工薪族挣一辈子。”

“是你介绍她当模特的？”

“不是，是她自己闯的。她在北京民族大学毕业之后只身跑到了上海，后来就成了名模。”

“维吾尔族姑娘在上海当上了名模，这是大新闻。她现在年龄不小了吧？”

“三十了。”